彼特坐在等候室里。似乎有一阵烟从某个通风口飘散出来。他看了看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彼特继续阅读。但过了一会儿，他闻到了烧焦的味道。他又抬起头来：周围仍然没有任何反应，大家都在安静地读杂志。彼特于是跟自己说，那个味道也不是太强烈，于是他又埋头阅读。其实，这只是个场景实验，他旁边的人都是雇来表演的，他们被要求不能有任何反应。他们假装出来的无动于衷让彼特等了十分钟，直到出现滚滚浓烟，才冲出等候室去寻求帮助。一个团体真的能够让我们相信任何事情，以致让我们以为威胁生命的火警不存在？
在20世纪50年代一次更为简单的试验中，美国匹兹堡市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所罗门·艾许教授要求学生比较画在纸片上的几条线的长短：更长还是更短？五岁的孩子都能毫无困难地分辨出来。但在这些学生判断之前，研究者告诉了他们另一组七个同学的回答。有时，他们故意给出一致的错误回答。在多次测试下，令研究人员惊讶的是，被测试者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至少给出一次与群体一致的回答，虽然这回答明显是错误的。有四分之一的被测试者，竟然有一半的选择都跟随了错误的意见。艾许教授一生都在寻找答案：为什么人们会盲从集体的错误选择？
一项刚刚完成的脑部活动图像研究，可能揭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在美国亚特兰大的艾默利大学，格雷格·伯恩斯教授对人们决定跟团体保持一致时的脑部活动进行了观察。当一个人获知团体的统一选择的那一刻，他对被观察对象的感知发生了变化！负责测量、判断外部事物的感觉区的活动会被团体的意见所改变，即便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错误意见。一切都表明：似乎被测试者已经看不到现实本身的样子，现实已经被别人的意见所改变。团体认为最长的那条线，在每一个被测试者的眼里，也都变得最长！
有些时候，被测试者会给出与团体相反的意见，这时，他情绪脑的恐惧区域会被激活。似乎他知道肯定事实、做出与团体不同的回答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并不能完全控制我们的感知。当所有人都说看见“皇帝的新衣”时，“皇帝的新衣”在他们的脑子里确实存在。如果个人的独立判断在它产生的那一刻，就在他脑部的感知区域被团体意见轻易摧毁，那么我们每个人就应该在做出选择时尽可能地保持警醒。要发现、捍卫不同于流俗的真理，就只能依靠那些正直的人，他们的勇气战胜了他们对遭人排斥的恐惧。
这就是伽利略、路德、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马丁·路德·金的历程。他们的发现或者活动，都是与他们的时代或同行相悖的。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的正直和勇气，不是为了像他们一样去改变世界，而是为了指引我们自己的生活。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又怎么能避免充斥于我们周围的消费主义模式和肤浅的关系？我们又怎能过上让我们身心舒展和愉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