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年龄性别，不同的职业背景，不同的善意触点，不同的投入程度……他们都是善意公民，是善意的行动者——内心的热情与善意，他们用持续的行动来表达。行进的路上有探索和付出，也有收获和成长。
“我核心的动力在于：发现问题之后，用更有创造性的方式去解决它。”
安猪，38岁，职业公益人，“多背一公斤”（ ）、爱聚（igeey.com）创始人。
我开始只是个背包客，做着不太喜欢的商业的工作，时不时地开始辞职背包旅行。走的地方多了，视野就慢慢打开了。原来生活标准不只是用汽车房子来衡量，还可能更快乐、宁静。
2004年，朋友崔英杰跟我讲述在云南雨崩村遇到的支教老师的故事：两位来自昆明的支教老师请他给邻村一位上海来的支教老师捎两句话，“你并不孤独”、“坚持就是胜利”。当时我内心非常受触动，突然灵光一闪：我是不是可以做些事情，把喜欢旅行的人组织起来，每个人做一点点？有了“多背一公斤”的想法。当时我很得意，也很兴奋。我也一直在想自己为什么这些年能坚持下来，我想我核心的动力在于：发现问题之后，用更有创造性的方式去解决它。
随着“多背一公斤”的发展，事情越来越多。2006年8月，做了两年志愿者的我终于决定辞职，摸索着公益创业。我开始是用自己的和朋友支持的钱在做，有了员工才想到要筹款。直到2008年资金才进入。然后就发生了汶川地震。
之前做公益只是看到这群人的生存状态，想要帮助他们。这一年，我痛苦地发现，很多事情不是做慈善的方法能解决的。我一方面帮助灾民，另一方面又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内心有很强的焦虑、冲突和无力感。
在四川什邡红白镇中心校探访时，我站在一群很荒凉的坟前，虽然在烈日下，我却像是在冰窖里。那时又有贵州瓮安事件、杨佳杀人事件，我当时感觉这世界好像快要崩溃了……一切来得太快，我们做事总是很慢的。大概直到八九月，在昆明一个青年旅社的阳台上，看着蓝天和飘来飘去的白云，我突然就想通了，放下了。
这是个痛苦的过程，也让你反思自己的公益组织要做什么。看到现实，看清楚社会如何运作，我才慢慢开始知道自己的位置和局限——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
再美好的制度、文化，如果思考落脚点不是具体到每个人的人性上，不顾及个人感受，一定会异化。最终行动者，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这是我花了好几年才学会的。社会改变的关键是接受一种意识、想法，公益组织要做的是提供支持，比如给他们一个方便使用的工具——可以不谈背后的价值观，好的工具自有其价值观存在。做行动者的支持者，帮助每个公民去参与、去行动，在自己身边力所能及地做些事——这也是我们做事的思路。
比如我们建立网站、互动社区，为大家提供学校信息支持，让大家可以找到学校、了解他们的需求，还可以自己发起行动；新项目“1公斤盒子”是更具体的行动支持，我们深入了解到，孩子们深层的需求是对外界信息和知识的需求，现实是乡村学校的美术、音乐、体育等辅课基本被放弃了，而志愿者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也无暇专门设计课程，能否把这些想法做成工具包，让人们带上就可以为孩子们上课？于是就有了“1公斤”美术盒子、手工盒子、戏剧盒子、绘本盒子。我曾经有过很不平静的状态，觉得这个人不好，这个事情太坏了，这个制度怎么样……伤心、郁闷、愤怒，现在反而对外界没有太多情绪了。我慢慢理解，世界的事发生有其必然，不是哪个个体能控制、解决的。不平等存在，但是用道德判断、指责没有意义，这不能改变现实。关键是看到背后的一切之后，尝试着设计新的方法，用行动去解决。
“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一下子被触动了。”
左妈，29岁，全职主妇，陌妈群救助团队成员
我是一个母亲。有了微博以后，就特别愿意看微博上有关孩子的事情。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一些生病孩子的亲人开始在微博上发布求助信息，并每天记录孩子的生活，看了让人很难受。我想，其他的忙我帮不上，就给他们捐钱吧。我觉得钱用在这上面比买衣服、吃饭更有意义。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加入了“陌妈救助团队”，让我的人生更丰富多彩起来。
这次作为牵头人救助小中宝（新闻报道过的被后妈打坏半边脑壳的孩子），是我第一次独立去完成对一个孩子救助的全过程。我一直觉得我是个比较理性的人，但是当我看到小中宝受伤严重却表现出那种极其顽强的生命力时，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一下子被触动了。我哭了，为小宝，为他纯净的笑容。从那天起，我的心就开始跟着小宝走了，他的一举一动都时刻让我牵挂着，总会想着他在做什么，想他现在怎么样了。
7月底，小宝要转院到上海，于是我把女儿留给父母，独自前往上海帮助小宝联系医院、募集捐款。那段时间很累，但是看到小宝的笑，听到小宝叫我左妈妈，拉着我的衣服不让我走的时候，我觉得我做再多都是值得的。
我是发自内心地心疼他，我不能让小宝再受这样的苦了。现在小宝一天比一天好，我也从心里感到满足，就是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大病初愈的那种难言的激动。
用感恩的心面对生活，对未来充满希望；尽管有困难，仍坚信生活就是美好的。我这样想，也这样教给我的女儿。
“需要让更多大学生知道这些精彩的选择。”孟嘉文，20岁，大四学生，嘉愿（ ）创始人
我是大二暑假才第一次做志愿者，跟朋友参加蒲公英中学的义卖活动。活动跟想像的很不一样，跟集会一样热闹，氛围非常开心。我以前很腼腆，人们的热情感染了我，慢慢我也能主动把自己表达出来，对我是很大的改变。我感觉公益活动是让青年了解社会、感知生活冷暖特别好的方式，需要有渠道让更多的大学生知道这些精彩的生活选择。于是大三刚开始，我和朋友开了“嘉愿”博客，分享参加的各种公益活动、公布招募信息，也尝试做些志愿者与NGO的对接。但是了解更多就发现对接中的各种问题。
面对困难，一起创办嘉愿的朋友兴趣转移了，我也感觉很疲惫。大三那个寒假真是挺挣扎、挺混乱、挺纠结的。我逼着自己去想那些想不明白的事。
我觉得嘉愿还是应该做下去——内心就像有种召唤。做公益带给我个人的改变太大了，整个人的视野开阔了。大学生价值观其实很单一——牛校、外企、Big Name，大家都比这个。做公益让我接触了很多不同的人，我发现人生其实是很多样的，都有快乐的结果。慢慢，我不再纠结于与他人比较产生的差距了。我想，我应该想的是“我想要什么？”。我决定重新再试一把。申请了青基会的一个项目，开始操作促进有效对接的网站。
面对自己不擅长的外联工作，要独自面对各种问题，有时会感觉无助，但方向越来越清晰。这最终是锻炼了你从容淡定地独立面对问题、接受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心态。
“看到它们被安顿好了，我心里才踏实了！”
薇薇安，28岁，公司财务，流浪狗救助志愿者
我从小就喜欢狗，一直是流浪动物救助志愿者。每次碰到流浪狗，我都会就近买些火腿肠什么的喂一喂。如果是小区的流浪狗，我一定是每天按时按点地去喂。
大黑是只黑色的可卡，她是我独自救助的第一只流浪狗。我第一次见到大黑是个雨天，它躲在小区车棚的角落里瑟瑟发抖。我想过去看看它，却吓得它跑了。我赶快离开车棚，看到大黑又回去，我的心才放下。第二天我又看到它在小区转悠，旁边的大姐说，大黑刚生完孩子，被人用冷水浇了一天，10个孩子也死了9个。我眼泪一下就出来了：大黑太可怜了！我赶紧回家拿罐头狗粮，想给大黑补补身体。就这样，我就开始喂着大黑了。现在大黑又有了一窝孩子。也就是从大黑开始，我开始独自救助流浪狗了。
小区前的加油站不知什么时候弄了两只狗，放在院子里风吹雨淋，也不喂食喂水，两只狗每天叫得特别惨，听得我心里像猫抓一样难受。起初我是每天去喂它们，后来觉得这也不是办法，就拉上朋友把两只狗买回来，一只她养了，另一只送到流浪动物救助基地花钱寄养。看到它们被安顿好了，我心里才踏实了。一发不可收拾。和朋友出去玩，为了救一只小狗，我从很高的台阶上跳了下去，受了伤。有时候也觉得累，因为家人不理解。很多次我都想不再管了，但总也忍不住，心里又会惦记着它们是不是没吃的喝的了，是不是被人偷走卖了……
以后我可能更多地加入团队救助的行动中，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有尊严地活着，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
王克勤，47岁，著名调查记者，“大爱清尘”发起人
大量社会问题被报道，一些地方政府仍置若罔闻，让直面现实的记者内心充满痛苦与挣扎。6年前，我完成邢台艾滋病报道后，就面临着这样的局面。那些艾滋病人深深的悲伤烙入我的心底。我觉得，有尊严地活着，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
我决定为这些艾滋病患者做些什么。我与一些律师、学者及NGO的朋友推动了一场邢台艾滋病救助行动。这场救助行动不仅直接帮助了部分患者，也推动当地政府由掩盖真相转而解决问题。
关注尘肺病，缘于2010年报社一位记者关于尘肺病人的一篇报道。文章刊出后，几名尘肺病患者找到报社向我们求助。我让这位记者一直关注并连续报道有关尘肺病的事，但很快我就发现，单靠一家媒体的力量影响力太小，也帮助不了更多的人，又联系了多家著名媒体，请大家一起来帮助这些尘肺病患者。
我曾去过西部村庄，有一位78岁的老人，她的4个儿子都死于尘肺病。我去的时候，老人就躺在自己的寿材旁边。那副惨相让我至今记忆深刻，也更坚定了我要想尽办法帮助这些患者的决心。
2010年12月20日，我在微博上发布了第一条关于救助尘肺病患者的帖子，很快就得到许多网友的响应，我很高兴。中国有600多万尘肺病患者，仅依靠我们募集的捐款对病人进行救治肯定是远远不够，但我就觉得，能救一个是一个，能帮一点是一点。